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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訊逼供素為我國法律所禁止，刑法規(guī)定了專門的罪名，刑事訴訟法也列有專條。然而，法律條文不等于法律生活的事實；從傳媒的報道中，我們還是可以知道，刑訊逼供的事情時有發(fā)生，而傳媒所揭露出來的事件大多是鬧到死人程度（例如4月24日本版刊登的題為“一樁出自公安局的命案”的報道所披露的事件），有關(guān)部門難以收場者。其他一般刑求行為恐怕要算是冰山水面下的部分了。

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癥結(jié)究竟在哪里。證據(jù)法方面的問題是我們比較容易發(fā)現(xiàn)的。嫌疑人抓獲后，如果缺少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人證物證，那么，嫌疑人自己的口供就成為唯一可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jù)了（盡管我國法律規(guī)定不能僅僅靠口供定罪，但口供仍然是重要證據(jù)，而且通過口供往往還可以獲取其他證據(jù)）。我們知道，任何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都是過去時態(tài)，許多犯罪者又十分周密地對真相加以掩蓋，殺人者毀尸滅跡，越貨者移贓無痕，更有一些作案者制造假象，移花接木地把偵查人員的視線引向無辜者，使得偵查成為極其艱難的任務(wù)。還有的犯罪人，只要不是犯罪時被當場抓獲，便抱著僥幸心理，能不招則不招，令偵查人員無計可施。有什么辦法能夠讓嫌疑人乖乖地招出犯罪事實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那就是利用人性中趨利避害的弱點，讓他在抗拒不招與為此而付出更慘重代價之間作出選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要啥有啥。當一個人被折磨到了“生不如死”的境地時，偵查者所希望的口供便容易得到了。于是，案件告破，辦案人員為之欣慶不已。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過分重視口供的證據(jù)法可能會起到鼓勵和慫恿刑訊逼供的效果。

錢鍾書先生在譴責刑訊逼供時曾引用古羅馬人巧妙的說法：“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不能忍痛者吐不實?！逼鋵?，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很多情況下，通過刑訊，的確可以使某些真正的犯罪人由于不能忍痛而吐實。因此，刑訊逼供之所以必須加以擯棄的合理依據(jù)，并不在于它對案件的調(diào)查不能提供幫助，而在于它破壞了民主制度下政府權(quán)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礎(chǔ)，即政府不僅應(yīng)當追訴和懲罰犯罪，以保障和平的社會秩序，而且追訴和懲罰犯罪的過程也必須合乎法律。如果以違法的方式行使權(quán)力，那么便是在既有的罪惡之上增添了新的罪惡，并且，與任何個人的犯罪相比，行使政府權(quán)力者的犯罪都是一種更加嚴重的犯罪。用刑訊逼供的手段追訴犯罪，即使在某些案件的偵破方面卓有成效，然而與政府人員犯罪所帶來的負效應(yīng)比起來，恐怕只能算是“贏了貓兒賠了?！薄?/p>

不僅如此，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禁令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循，“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審訊哲學的流行，更表明我們這個社會中人的尊嚴經(jīng)常受到侵犯的可怕事實，表明人道主義精神在我們這里的匱乏。一個人，即使是觸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嚴是應(yīng)當受到保護的。如果一個被帶到“局子”里的人，總是難免劈頭蓋臉的“一百殺威棒”，接著便是如湖北鄖縣公安局的警察們所做的那樣，讓嫌疑人戴“大背銬”，“用木棒打，用腳踢”，“拽頭發(fā)、打耳光、敲鼻梁”，“長達60小時不讓吃飯、不讓睡覺、不讓喝水”，如此對自己的同類肆虐，刑訊者的心靈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按照孟子的說法，沒有惻隱之心者便與禽獸不遠了，可是你幾時見過虎豹豺狼對待它們的同類像鄖縣的警察們對待張明波這般兇殘？

《老照片》第二輯里收入劉德增先生題為“關(guān)于凌遲”的文章，附有一張令人不忍卒讀但卻彌足珍貴的照片：一個人正在被凌遲處死，許多人在圍觀。這種把人用三千馀刀割死的刑罰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里實行了千年以上，而它的廢除至今尚不到百年。我們不免要對中國的人道主義者們說一聲：“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